思考:如果我们不用手机

Leon已经一年多没用过智能手机了。

去年3月份开始,这位生活在上海的90后,把智能手机换成了一部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“旧手机”,从而开始了一种“勿扰”的现代生活。

手机终于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了,眼睛和双手都获得了解放。等公交和乘地铁的时候,他不必再低头应付那些未读的小红点,反而抬起头来观察周围人的表情和神态,甚至是地铁上的广告,“原来每个城市的广告风格都大不一样”。

吃饭的时候再也没有下饭视频了,不过好奇怪,感官似乎被打开了,他有更多的注意力去关注饭到底好不好吃,菜的味道怎么样?

Leon并不是唯一选择这么做的人。一群倡导“数字极简”的年轻人正在通过“扔掉手机”来反思自己和数字技术的关系。

在豆瓣,有超3万人加入了“反技术依赖小组”,有超2万人加入了“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”。他们隔绝电子设备、减少屏幕时间、删除社交软件,开始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“数字极简”尝试。

“数字极简主义”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19年,麻省理工计算机博士卡尔·纽波特(Cal Newport)在他《数字极简主义》(Digital Minimalism)的书中提出,“数字极简”是一种技术使用理念,将在线时间集中于少数精心挑选且最优的数字活动,然后享受错过其余不重要的活动。

他建议,花30天时间暂停非必要的科技,反思它们对于生活的意义,并重新探索和发现那些对人们而言珍贵的事物。

所以“数字极简”就是不用手机吗?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要怎么加入“数字极简主义”,成为“数字极简主义者”到底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改变?

后浪研究所和3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聊了聊,他们的“数字极简”实践各有不同。有人停用智能手机超过一年,有人删除所有社交软件,还有人为了逃离算法开发了反算法App。不知道此刻正用智能手机看文章的你,看完后会不会也想“扔掉手机”?

一、停用智能手机1年,我的各种感官复活了

Leon,男,90后,上海。

  • 学科背景:数字社会学、西方哲学、语言学
  • 职业:创意咨询类
  • 数字极简实践:2021年3月,停用智能手机,用电脑端开展工作;2022年8月,仍在使用功能机

我有一箱智能手机,其中有很多经典款式,比如说Pixel 、比如说几乎每一代的iPhone我都有,但现在我不再使用它们了,只是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。

购买这些手机,是出于个人兴趣,以及科技记者的职业经历。

我不觉得那些智能手机和功能性手机有多大区别。这让我在停用智能手机的一年里,没有感受到太多痛苦。

过去我每天真正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在4小时左右,“成瘾”对我而言不是一个问题。但我使用智能设备的目的,和实际得到的感受却全然相反。

原本想在采访间隙打个游戏、听听音乐,放松一下,却不知不觉变得更累;原本想找点儿创作灵感,却总是卷入各种情绪碎片中;原本想简单点个外卖,各种月卡、红包、积分却如此复杂,让我变得焦虑和烦躁……

可以说人和技术的关系完美诠释了“你跑,我追,你插翅难飞”这句网络调侃。

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改变了。一定程度是职业上的,但从更深层次来说,是自己和这些科学技术的关系有一些病态。

我从去年3月开始停用智能手机,目的是夺回数字健康的自主权。整个“数字断舍离”计划可以用“矫枉过正”来形容,即先做减法,做彻底,真正感到缺失和必不可少的东西才是之后需要加回来的。

计划启动之前,我和亲友沟通好用短信和电话保持联系,用电脑客户端替代智能手机完成必要的工作操作,并开始探索智慧政务系统提供的服务。生活中必须使用智能手机的事情,都可以寻找替代品。

比如我在上海要去采访,该怎么搭乘网约车?其实上海很多地铁口、老社区门口,都有一个电子墨水屏,即出租车呼叫平台,可以一键叫车。但它很不起眼,许多人根本不知道。

没有手机备忘录,我就会带一个口袋本,上面记满每天的日程,外面的工具袋可以装身份证、公交卡、钥匙等随身物品。

身份证和打印出来的纸质核酸码,能应付疫情期间的多数状况,比如做核酸、身份登记等。全国各地防疫政策很不一样,不过即使遇到特殊情况也不用担心,我还有备用的iPod touch。

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尴尬。一些个体商家没有POS机刷银行卡和信用卡,也没有储备足够的零钱,找零就会遇到困难,这个问题遇到挺多的。但正常情况下,你去很nice地跟人家沟通,这些都能解决。

不过,在国内进行数字极简的尝试,在我看来还是要比国外难的多。我曾在丹麦做过为期一月的媒体停斋(Media fasting)实验,带来的感受与我在国内的体验大不相同。

丹麦作为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国家,移动支付、购票出行、生活缴费,以及一些公共事务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。每个人出生、入境留学,或旅居时都会拥有一个电子ID和国民邮箱,借此可以参与到所有的事务当中。

区别在于,它的数字技术和离线工具并存不悖。这让许多无法或拒绝接入智能设备的人拥有更多选择权。

我的一位朋友订的《工程师报》(Ingeniøren)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,纸刊至今仍在发行。这类百年老报在丹麦并不少见,甚至可以直接送上门。但在国内,大多数城市的报刊亭数量都在削减,大量纸刊已被砍掉,许多传统老报的版面也从几十变为十几。

在《超粘性微信与中国社会》(Super-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)一书中,微信被视作超聚合平台,殊不知此类应用在国内早已有增无减。海外应用虽然也想高度聚合,但功能还是相对单一。

此外,丹麦的许多城市并不大,我想找朋友,就可以直接步行或者骑自行车。

在国内,普通智能手机已经是一种比较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了,刚停用的前两周会感觉强烈不适,没有智能手机打发时间,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。

但在“被迫无聊”和“享受无聊”的转变中,我发现其实什么都不做本身就能让人平静。不想看书,不想健身,那就发呆好了。躺着、靠着、坐着、站着,甚至什么都不想也很好,不一定非要做什么,就去享受无聊。

有时,我也会做点奇怪的事儿跟我的“无聊”互动。比如维修我在二手集市上花20元淘来的打字机,维修我那老掉牙的胶片相机。周末我常拿着相机上街拍照,不强求美,只为享受。

我比较工作狂,经常忘记吃饭,尤其是吃晚饭。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,晚饭时间会在窗前撒点鸟吃的谷子,那些麻雀就天天来等着我投喂。每天都会来好多,二三十只围在那里。这只不过是生活当中一些看起来好像毫无意义的事情。

一年以后,那些小鸟甚至在我的窗前筑起了巢,还生了超可爱的“小小麻雀”,每天早上5点多钟还会叫我起床。

放下智能手机,我被屏蔽的感官逐渐恢复敏锐,我感觉我和真实世界的距离更近了。很多迫不得已的、面对面的交流让我找回了一种真正在做人的感觉。

我的住所附近都是老社区,周围的商家、邻居比较固定。有一天我站在街上,突然发现那些步行的、骑车的、跑来跑去的人都不再是陌生的路人,而是我可以叫得上名字的具体的人,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

在地铁上,我会关注周围的广告,人的神情与感受,不同城市地铁上的广告大不一样,人们的状态也各有不同。

没了智能手机,我会不会担心错过重大新闻?会不会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?首先,只要你跟周边的物理世界有一定的联系,真正重大的新闻就肯定不会错过。

比如明天要疫情封控了,不能出门,这种事情没有智能手机也都会知道的。其次,我会把担心错过的心态转变成享受错过。

现在我还在用我的 iPod touch,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设备,甚至会带来很多烦恼。但我现在没有用回智能手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,没有找到一部我特别想用的智能手机,仅此而已。

二、戒断社交媒体20多次,终于成功了

史东,女,95后,北京。

  • 学科背景:哲学
  • 职业:文化艺术产业类
  • 数字极简实践:2021年7月,停用大部分社交媒体;2022年8月,重新引入社交媒体,每天有固定使用时间,一周内有一天完全不用

我第一次听说“数字极简”这个概念,是我大一在英国UCL读哲学的时候,过程非常有趣。

当时我们在教学楼做小组讨论,提议把所有人加到一个Facebook群组里面。有个同学就说“我没有Facebook”。我问他“你有别的东西吗?WhatsApp之类的”,结果他什么社交媒体都没有,只说可以把电话号码给我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不用社交媒体的同龄人。

真正开始熟悉这个概念,是在2018年,我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过圣诞节。回英国的火车上,我隔壁坐着一个金头发的英国男生,戴着细框眼镜,长得特别“英国”,就在那儿静静看书,他在剑桥大学读哲学系。

后来我们俩就聊起来了,聊最近看什么书,生活有什么改变。他就说最近把他的智慧型手机给“扔”了,手上还拿着一个翻盖手机,特别老的那种。

火车到站的时候,我们约好下次在剑桥一起吃饭,一起参加研讨会。他从西装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,一叠便条纸,让我写了我的Email,说回头跟我联络。后来还真就给我传了Email!邀请我去剑桥参加研讨会。

我当时觉得他好酷啊,原来还有这种生活方式。

转眼到了大四,毕业季的压力蜂拥而至。那时候压力越大,越想看社交媒体。有的时候坐在教室,突然就手痒想要拿起来看,刷个5分钟放下,隔10分钟再拿起来,时间被切的很碎,没有任何规律。

与此同时,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全球,各个国家的互联网平台都像被戾气充胀的气球。我通过微博了解国内正发生什么,映入眼帘的是激进的话语和相互指责。

这种明显要激起人情绪的文字让我很不适,我突然就意识到已经受不了再看到这类文字。

2021年7月,我删了所有社交软件的账号,只保留了B站和YouTube的视频上传功能,以及微信的通讯功能。

我的戒断计划可以用“去芜存菁”这四个字形容。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社交媒体至今,我至少尝试戒断过20多次,但均以失败告终。

全部失败教会我,这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事情。我必须搞清楚它真正让我困扰的是什么,我的目标是解决它带给我的“大的坏处”。

其一,社交媒体加重了我的攀比心。我通过发布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漂亮照片,来填补内心的空虚,但却适得其反,更加焦虑。其二,它浪费我的时间,让我注意力涣散,睡眠质量下降,夜里频繁醒来拿起手机看,这些都很耗费时间和精力。

基于此,我关闭了“浏览他人微信朋友圈”的功能,卸载了YouTube、微博、Facebook、WhatsApp、QQ,以及Instagram。Instagram是我最难割舍的App,我每天会花费3到5个小时在上面。

万事开头难,整个戒断过程最“磨人”的就是制定计划和守住底线。

前3个月想用社交媒体的“瘾头”袭来时,就像一堆红火蚁在啃噬你的大脑。手机里没有社交软件会让人陷入很无措的境地,但只要打过这场硬仗就好了。

我的几个好朋友,在我戒断3个月之后,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。聚餐的时候,我自己主动提起了,他们这才惊讶地问,“啊,你戒断Instagram吗?完全没注意到呀。”人生中重要的朋友,不会因为你不用社交媒体就离你而去。

大家的态度也从侧面印证了“数字极简”是很多人需要的。我甚至不用解释,绝大多数人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戒断社交媒体。他们不会觉得太极端,反而非常认同和尊重这个选择。

戒断期间,我变得不再执着于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来源和价值认同,不再期待别人的点赞和赞美。但这一年里,我收获了更多。

戒断计划完成后,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我肉眼可见的,变得特别开心。

我每天至少能睡七八小时,睡眠质量明显提高,容貌焦虑减少很多。

我把计划了很久的法文课提上了日程,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打电话,也用新爱好填满了时间的空隙,比如写作、写日志、玩胶卷相机。书本、音乐、电影成了我新的灵感来源,它们比社交媒体更有质感、更有深度。

有得必有失,如果有用社交媒体,也许我B站的粉丝更多了,甚至能够变现。虽然有点可惜,但是一想到它们的达成,要牺牲我的睡眠和精神健康,突然就觉得没那么值得了。

作为一个自媒体人,我认为有道德责任需要去承认,在戒断社交媒体时发布视频是矛盾的。但我能做的就是打破第四道墙,提醒大家“不要沉浸式地看我的视频”,让观众自己去思考。

戒断一年后,为了事业我重新把社交媒体引入生活。不得不用时,我就把它们全部下载到iPad上。手机作为随身携带的东西,我不允许这些App存在。此外,我设置了固定使用时间,每周也有一天完全不用。

在看过纪录片《监视资本主义:智能陷阱》(The Social Dilemma)之后,我重新思考了社交媒体的本质。那些互联网公司,高薪聘请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创造了一个系统,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多看。再有自制力的人也不太可能通过一己之力去抗衡。

但我觉得戒断的意义不在于永远远离社交媒体,而是亲身体验过之后,才知道哪些是必须的,自己生活的边界在哪里。

三、技术人如何抵抗算法的控制?“打不过就跑”或开发一个“白马骑士”

冰以东,男,95后,广州。

  • 学科背景:信息工程
  • 职业:软件开发
  • 数字极简实践:2022年5月,开发反算法App“喵酱爱订阅”

刷抖音的时候,不知不觉发现半小时没了。这种耗时让我觉得非常没有意义,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强烈的空洞感。

有时候打开B站,想看看喜欢的Up主有没有更新,算法却根据今天的情况量身推荐了内容。这些内容的吸引力极大,我很快就被干扰了。时间流失的飞快,我什么也没得到。

还有QQ,经常会推一些认识的人让你去加好友。就是不想加而已,这个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我觉得人是一个逻辑的处理器,你输入什么,就会输出什么。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就会节制,控制自己的输入。首先是尽量减少输入,然后找一些可信的信息源。

之前我关注了很多有趣的博主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慢慢觉得有趣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,我更关注那些有点深度的话题。最重要的是我想把控自己在互联网中的主动性,不想让算法牵着鼻子走。

所以我计划开发一款“反算法”的App,它要帮我节省时间,还要跟着我的价值观走。真正开始着手去做,是在今年的五一。

我的一位朋友在工作之余开发了一款帮人保持专注的App。它以“沙漏”为灵感来源,手机倒放就会开始计时,手机正回来就会结束任务。受他的启发,我决定把头脑中的计划落实下来。

我花了3天时间把它做出来,取名为“喵酱爱订阅”。取这个名字,是因为我有两只猫,更重要的是产品的核心功能是“订阅”。
一个90后不用手机的365天

App Store里的“喵酱爱订阅”

它能帮我做什么呢?其实很简单,手动订阅想看的人,然后在列表点击,就会一键跳到他的最新动态页,仅此而已。它能够订阅B站和YouTube两个平台的内容,所以国内外的用户都可使用。

功能如此简单,是希望能以最高的效率、最快的速度看到想看的内容,并且不受算法推荐的干扰。

我还有意设置了“手动添加订阅”,就是为了提高门槛,让用户在生出“想要关注大量账号”时知难而退,仅仅留下那些真正无法舍弃的人。

App做完后,我分享到了技术社群里面。差不多半天,就有5000多的浏览量,几百条评论,这让我很震撼。

有些人说太需要这个东西了,夸我很有想法,有些人说他也想做但没付诸行动。负面评价主要说我没做调研,B站就有关闭算法推荐的功能。但即使关闭了B站的算法推荐,平台还是会给你推荐一整屏的内容。我会因为猎奇心理看更多内容,根本没法节省时间。

App上线之后,我连续使用了一个多月,后来就很少用了。原因在于,第一个月我在刻意控制自己,希望这个App能帮我节省时间。之后不用并不是因为“我想拥抱算法”,恰恰是因为我觉得“算法和我订阅的这些人”都没什么意思了。

它确实帮我拿回了一些主动权。那段时间,我脑子很乱,做决策的时候会联想到很多事情。这些事非但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,还会拖慢我决策的速度。当我试着控制输入的信息源,我感觉我的精力回来了。

App上线两个多月了,现在日活在100多位。开发它的初衷,注定了它没法商业化的命运,用户数量也不会太多。

一些用户建议增加推送、一键导入的功能等。以上这些,在产品设计阶段我都考虑过。

首先,即使加了推送功能,你也不一定能立刻看,这是在变相交出自己的注意力。其次,一键导入背离了“只看最想关注的人”的初衷,让爱订阅变得和B站没什么两样。

一个90后不用手机的365天

“喵酱爱订阅”的用户反馈

我常常思考,技术人如何抵抗技术的捆绑?

第一种方式是“打不过就跑”。我开发“喵酱爱订阅”,就是为了逃离算法的控制圈。

第二种方式是打造一个“白马骑士”,让它和“算法恶魔”进行较量。

举个例子,互联网上信息量大,良莠不齐,各种推荐让人眼花缭乱。于是,我的朋友开发了一个功能为推荐算法和信息过滤的AI。他用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训练AI,让AI基于平台推荐的结果重新过滤,再推荐给他自己。这也是技术人的技术抵抗。

其实我们早已从Web1的看世界,来到Web2的求效率,并逐渐走向能够克服Web2弊端的Web3时代。当Web3来临时,或许我们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。

Web3突破了Web2的中心化搜索模式,海量的信息不再只由少数搜索引擎掌握。在新的分布式信息检索模式下,用户能够根据自己价值和判断,选出优质内容。这些内容的排序并非由算法推荐给出,而是由用户自己投票。那时,我们就拥有了主动选择的权利,不用一直在算法推荐的内容里面随波逐流。

Web3虽然还在泡沫期,但我认为泡沫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海面上的泡沫,随着潮汐往前推动,当潮汐退了,泡沫没了,沙滩上还是会留下泡沫的痕迹。

它至少给人带来一种警醒,原来我是可以掌握主动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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